另一種實踐的想像《崔媽媽服務中心》

1989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對崔媽媽服務中心的意義不只是教師節假日。當天，百對「無屋佳偶」在中正紀念堂舉行結婚典禮。其中，卻包括了一對年過半百的年長夫婦。已經罹患肺癌末期的崔陳水金女士忍著病痛折磨，在丈夫及女兒陪同下一起參加了這場街頭婚禮的活動。三天後，崔陳水金女士的生命在安詳中結束了。不過，崔媽媽服務中心（本名住宅暨社區服務協進會）的故事卻正展開。　推動這場無殼蝸牛街頭婚禮的「無住屋者團結組織」在接下來一年中醞釀出兩個性質不同但理想卻一致的團體：一個是以政策參與為導向的「都市改革組織」；一個正是以崔陳水金女士命名的「崔媽媽服務中心」。

這十一年來，崔媽媽就以提供租屋資訊為主要工作。崔媽媽服務中心秘書長呂秉怡說，崔媽媽在當時房地產市場還一片蓬勃時，開始經營被商業機制忽略的民生租屋資訊。在當時，甚至被業界認為是「學生經營的社團，撐不過半年」。轉眼十一個寒暑過去，崔媽媽依舊運作。成立時，乏人問津的租屋資訊，已經成為房屋仲介業市場大餅中的一塊，崔媽媽一方面仍堅持提供非商業立基的租屋資訊，一方面將服務的手伸進與租屋相關的各種生活範疇中。從搬家公司、租屋糾紛、網路租屋資訊、二手市場、到社區營造，都充分發揮崔媽媽管家婆的功力。

此外，藉由協助弱勢族群租屋行動，更描繪出連接社會福利機構的可能性。呂秉怡說，和崔媽媽接觸的弱勢族群包括了離婚婦女、單親媽媽、未婚媽媽、殘障人士及獨居老人等。這些族群不單需要租屋資訊（甚至，他們可能租不到房子），而是一整套社會福利照顧。崔媽媽透過提供這些族群租屋資訊而連結社會福利各項資訊。他以14、15號公園拆遷戶中獨居老人為例，認為，這些老榮民生活圈就在14、15號公園預定地附近，貿然將他們抽離這塊生活圈（住進國家機器安排的榮民之家？），會對老人生活造成衝擊，崔媽媽不但可以協助在原有生活圈附近租屋，更可以聯絡社福單位作安養照顧工作。

不同於同卵異胎的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（OURS）、及一般社運團體以各種方式介入政治，企圖影響政策。崔媽媽服務中心，將理想實踐落實在服務的思考裡。呂秉怡說：「崔媽媽的工作就像身體的手跟腳，就是做實踐的工作。」當然，光是實踐而不去思考是危險的。他說，崔媽媽在前十年都專注於組織內部的經營及維持上，但，經由這些實踐過程卻更能瞭解群眾（還是不需要號召，會自己找上門的群眾）需求，並且累積更多集結的力量。

以崔媽媽評鑑搬家公司的成果為例，提出社會改革另一種可能。他認為，社會改革不見得要停留在政治層面，希望以政治力影響政策。崔媽媽在1996年開始對以消費者問卷的方式對搬家公司進行評鑑。依靠掌握許多租屋房客（搬家公司最直接的潛在市場）資訊的優勢（？），使搬家公司不得不參與崔媽媽評鑑，以獲得消費者數量的穩定。透過這樣的問卷機制，崔媽媽漸漸建立北部地區搬家公司的市場機制，使原本混亂的搬家市場有一定依循的範例；消費者也可以因填寫問卷獲得消費額5％的回饋。這種市場機制運作的成果，甚至比這十年抗爭還多。

對於NGO的想像，呂秉怡抱持開放且樂觀的態度。他認為，非政府組織在政治光譜上的分佈是相當廣闊的。不過，NGO還是應該扮演社會進步的推動者、及負起監督國家政府的責任。過去十一年，崔媽媽在資源缺乏的情形下一步步成長，未來的方向除了持續服務性質的實踐工作外，更將網路視為連結媒介，希望將累積的資源藉由網路力量，獲得更多與立法者、政策執行者更多對話談判的空間，不但做到手腳的實踐，更做到腦的運用。